决这个问题。一是兴闽银行收兑黄金外币的数量依银根松紧而定，二是今后银根紧时公债催收得松一些，可以适当延长手续和流程时间，三是银根紧时农会可以集中出售一部分基础物资，通过调整物价的方式稍微解决一部分银根紧张的问题。”

    林淮唐沉吟道：“党中央还在提倡爱国捐的口号，现在发有偿公债，可能也会影响到爱国捐的宣传问题。这两方面的工作一定要注意好平衡，我们公债还是不要太多在根据地内向普通民众销售，而要尽量向豪绅、富商销售，要注意减少根据地民众的经济负担，不然群众是会有疑惑的。”

    社会党的第一个一年计划，在制订期间就因为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所以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超过了财力的可能。

    折实公债发行的目的，就在于弥补财政赤字。

    林淮唐说：“发行折实公债，与当前特殊的政治气候相关。今后还是应该把公债收入集中应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上，而不要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否则长久来看必然使政府陷入债务危机。”

    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国家税收等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公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收入来源，显然不适合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公债规模逐年增加的惯性膨胀状态。

    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根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在经济不景气时产生有力的政策振兴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响应压缩公债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

    所以借债应用于经济建设，而不能用于消费。如果公债的偿还不能通过债务使用的投资性支出定期回收来偿还，只能通过发行新债或者靠加税来偿还，就非常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这个经验倒不是来自于林淮唐所知道的美国未来，而是在民国就有着足够的经验教训可讲。

    在原本的历史上，从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开始，北洋政府十多年来统治的政府开支，就几乎完全依赖于借新债还旧债，搞到最后，中央政府的全部收入都要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结果是除了养肥一群洋行买办和江浙地区的公债投机商以外，什么建设也没搞成。

    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江浙财团，就是靠北洋政府时期投资公债起家，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民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成为有名的“南三行”。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些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人们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就是后来人常说的【江浙财团】了。

    现在江浙财团的多数巨头还没有正式发家，陈光甫还只是江苏银行的总经理，钱新之刚刚准备开办中华捷运公司，虞洽卿虽然已经开办了四明银行，但其核心的民营航运业务在华南海运公司强有力的竞争下，很不景气。

    江浙财团并不是一打出手，就像林淮唐所知道的历史中那样强大。现在江浙财团的雏形都还没有形成，无论买办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都还非常有限，所以林淮唐也有信心社会党出售的建设公债，绝对不会沦为票号商人们的投机玩具。

    只要公债收入能够完全用于搞工业建设，而不是拿来给少数人发工资，或者用于打内战的军费开支，那就绝对是划得来的。

    即便是民国时陇海铁路那样不算公平的公债建设，从结果来看也是很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我们发行一千二百万银元价格的折实公债，既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现在的经济景气，也可以避免仅靠银行发钞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就这样做，我绝对赞成黄少通的意见，我会给中央执委会立刻复电说明情况，陈嘉庚先生他们多少也愿意多认购一部分债票的，一年计划的财政问题，现在看来我们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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